暮春，浦东，阳光灿烂。在约定的路口，寒烈婀娜地走过来，头上围着颇具特色的“加勒比海海盗巾”（她先生文乐的戏称）。走近了，我才发现她的右脚似乎有点“不良于行”。寒烈坦然地解释说：“1999年，我原本很标准的身材忽然间发胖，一场重病随即彻底打乱了我和家人的生活……这条伤腿正是拜它所‘赐’。” 两次提分手，他压力重重 我是个知青子女，出生在北国。小时候我非常调皮，有一次掉进了井里，差点淹死；还曾经在爬树时摔成骨折。我父母都是教师，他们盼我长大会变得“淑女”，可没想到我大学毕业后依然是那副脾气。 1999年，我23岁，刚刚在一家大公司应聘成功，等着参加新员工培训。一天我在家忽然感到腿很麻。其实早在一个月前我的身体就发出过“预警”———没来由地增重近10斤，我没当回事。这次的腿麻我跟母亲讲了，母亲马上把我的裤管捋上去，在我的小腿肚上用力按了一下。看到清晰的指头印，我和母亲都感觉有问题，于是到上海的某大医院检查。医生发现我的尿蛋白竟超过了3000毫克！他告诉我母亲，我得赶快住院，否则很快有性命之忧。7月，我在医院做了一个穿刺，被确诊患了严重的肾病。我这个病例，主治医生通俗地解释为“慢性肾炎急性发作”，唯一的治疗手段就是吃激素。 前两天还活蹦乱跳，没两天却身染沉疴，不仅我本人无法承受，我正在热恋中的男友———上海男人文乐更是惊呆了。他闻讯后赶到我身边，握着我的手，一句话不说，只是流眼泪。我当时也很心灰意冷，想想文乐家就这么一棵独苗，也该成家了，我就假装坚强，要同文乐分手。文乐不肯，我俩抱头痛哭。 “我事后才知道文乐当时压力很大，他那边的亲友全都劝他别再和我这个‘重病号’谈下去。如果他那天跟我分了，我也很理解，不记恨他，毕竟谁都想活得轻松一些。”话虽这么说，但我从寒烈的眼睛里看出她对文乐的感激。 住院的第二周，我的病情出现反弹，无奈之下医生给我加大了药量。院方也明确告诉我，这样做会产生一定的副作用，如在腿部出现类似“妊娠纹”，最严重的后果会导致骨关节受损。我和父母并不懂得其中利害，就采用了他们的方案。半年后我出院了，医生说如果情况稳定，两年后我就可以结婚生子了。 带着幸福的憧憬我回到家里，没过多久，我的骨头就出现了问题。父母带我走遍上海的医院，医生们都建议我更换人工关节，等过了15-25年再更换一次。我父亲很气愤，他认为我还年轻，不该安装人工关节，一辈子做“废人”。这时一位好心的病友建议我到广州某医院就诊。父亲不想让我太劳累，但我的病情发展很快，不到几个星期，我就不能自己洗澡、不能独立使用马桶，只能拄着拐杖在房间里小范围行动了。文乐的家人听说我病成这个样子，又催他跟我分手，他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，流露出要分手的意思，我内心很难过，但嘴头上答应得很爽快。可他还是舍不得我们两年多的恋情，没几天就后悔了，又继续跟我谈下去。每个周末，他都辗转两个多小时来看我，知道我喜欢听音乐，还咬咬牙，拿出两三个月的工资替我买了一套发烧友级的音响。 茶吧里很安静，寒烈沐浴着下午的阳光，黝黑的眼睛里漾起一汪水，显得异常美丽。 闯过生死关，携手红地毯 见我病情加重，母亲仿佛在一夜间老了10岁，而父亲也“变”出满头白发。父亲给广州医院试探性地打了个电话，谁知他们的态度很诚恳，一方面让家人把我的X光片寄过去；另一方面还提供了曾在该院就诊的两个上海病人的联系方式。在和上海病人见面后，父亲陪我到了广州，于2000年8月动了手术。 术后我住了两个月的医院，又在上海的家里卧床一年。以前很少进厨房的父亲负责买汰烧；母亲请了三个月的事假，像对待婴儿一般呵护我。三个月一过，母亲不得不回校给学生们做期末考
